钟睒睒控诉抖音，让我想起了当年特朗普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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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睒睒炮轰抖音之事，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网上舆论也基本分为两派，激烈争论。
一派认为，抖音不当“言论判官”，不去判定言论对错，其实是在保护公众的言论自由。
另一派认为，钟睒睒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即便如此富有，也无法避免个人权益被网暴肆无忌惮地伤害，何况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钟睒睒只是代表个人在维权，希望对言论平台有着实质控制力的平台能够对侵权行为予以制止。
哪一派对呢？
我想各位读者已经看出来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作答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千万不要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呢？
因为这是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出现的一个崭新的问题，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用旧的方法和经验去硬套。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特朗普账号被封杀一事，与此事揭示的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来看看我当时的分析。
01
特朗普被美国社交软件巨头联手封杀一事，在中国知识界引发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点：
1、社交软件巨头是否已经演变为公权力的一部分？
2、言论自由与财产权孰先孰后？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其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解决却异常困难。这是因为，这不是一个老问题，而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环境。
既然是个新问题，那么你沿用旧的理论框架来硬套就很可能会出现不合时宜的荒谬。
熟悉我的读者可能都会发现，我的论述方式和很多人都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反感任何一点“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的论述方式，我甚至会痛斥这种论述方式都是骗子的骗术。当然，历史主义的写法可读性强，文学性强，因为人都是喜欢看故事的，尤其喜欢以史为鉴之类的决定论腔调。然而，这并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
是因为太阳底下，永远都有人类预料不到的新鲜事出现，人类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你站在现在去想象未来会想到什么办法去处理。一切都处于自生自发的秩序之中，人类对于社会的建构永远都会不得要领。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命题——言论环境的新常态所导致的理论困境。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从本质上来说，社交软件公司无论大小都是私营部门，任何一个私营部门，当然有权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订立一些前置限制，比如餐馆里不能吸烟，你就不能依据吸烟是你的个人权利，而凌驾于餐馆的权利之上，这点是知识界门槛式的常识，无需赘述。
那么，除非你能证明美国政府跟这些商业巨头有着权钱交易或者腐败事实，那么它们在自己权利范围内，依据一定的合法规则封号删帖，都是在行驶其财产权，本身也是毫无问题的。
从旧有理论来说，你当然不能因为这些巨头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事实”，就随意判定其本质就突然变成“公权力”了，这个逻辑非常荒唐。
这些巨头并没有阻止你去成立新的公司跟它们竞争啊，你不在它们的平台说话，总有地方可以说话，特朗普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平台来发声，如果美国政府要动用公器阻止，那我第一个反对，但是，我们要讲道理，我们并不能因为巨头的强大而对它们进行莫名其妙的道德批判，这是我一以贯之的观点，自然不能因为我对特朗普的同情而在这件事情上采用双重标准。
这是不符合逻辑得，也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理智的人，都应该自然得出的结论。
但是，直觉恰恰又强烈的告诉我们：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言论明显遭到了非常不公的对待，乃至可以预期这种做法对言论自由有种釜底抽薪的伤害。
而目前的理论框架，似乎又无法解释这种对言论自由产生巨大威胁的来源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理论框架可能面临“理性自负”的局面了。
我们可能需要抛开主流框架，找寻更加底层的逻辑来找寻问题的答案。
02
什么是最底层的逻辑呢？
自然权利。
近代自由主义大师密尔的《论自由》开篇就写到，“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这段话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方向是以抛弃抽象的哲学思辨为特点的。当我们在具象的世界遭遇到了无法解答的困境时，可能正好预示着我们需要回归。
我们需要把密尔一开始就抛弃的部分找回来，回到人本身，回到哲学的底层逻辑里去，因为密尔之后所建立的一切只从社会角度出发的权利理论，在赛博朋克的时代，可能已经濒临破产。
我先引用列奥·施特劳斯关于自然权利的几段话来引发大家的思考。
他说：
“自然权利指的是某种独立于实在权利而又高于实在权利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对实在权利进行判断。”
“拒绝自然权利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和虚无主义。”
“正因为自然权利是理性的，那就只有培养了理性才能发现它。因此自然权利不是人周知的，人们甚至不能期望着在野蛮人中会有什么对于自然权利的真正知识。”
“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他们要使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全全的家园的努力，结果却使得人们完完全全的无家可归了。”
这无疑是对我们今日困境的一种准确描述。
科技巨头为自我辩护的理由显然是基于现代社会关于“权利”在“善”之前的一种技术性安排。这种安排之所以一直能够顺利解决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很可能在于它能够适应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特征。
但是，在赛博朋克时代的日益趋近，在人的基本自然特征都可能被技术改变的现实情况之下，连对人的基本定义都可能面临困难，那么对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认识，自然也会面临重大调整。
比如《阿丽塔》里那个“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在技术革命之前，这只是个无需杞人忧天的科幻题材。但在现在性别都可以无限次转换的今天，恐怕已经变成了社会的现实。
我是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介质进行传播？
所有这些在以前不会有问题的环节，在高科技搭建的信息茧房里，都会成为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言论环境的新常态？这就是！
你的文字、你的声音、你的言论，高科技的掌握，可能比你本人还全面、还准确。
这导致的一个可怕结果是，你在社会上的所有形象和信息，理论上都可以被高科技塑造，乃至篡改并伪造，而你一无所知。我们通常理解的你本人乃至你的自由意志，可以被技术通通消失于无形。
在信息革命后的今天，我们的大部分的生活场景，都已经从肉体逐步转移到网络之后，高科技让你“社死”，你很可能就真的会“社死”。
你即使还能够生存，也会因付出高昂的成本，最后“穷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的你，如果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出趟门试试，我相信现实会让你举步维艰而极为郁闷。
在数据化的今天，还拿着前数据化的理论来套，出现无法解决的困境，不应该感到奇怪。
03
现代公民社会建立在公民之间的一些基本互信，以及对体制的一些基本信任之上。
从美国大选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之前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基本互信，以及对民主体制的基本信任，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特朗普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对于高科技公司是否利用技术干预并伪造大选结果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但无论是支持方还是质疑方，都无法拿出让对方信服的证据来消除这种怀疑。
这已经成为无法知道真相的“罗生门”。
一来是因为普通人因为技术门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去突破“科技黑箱”去拿到造假的证据；
二来是因为信息时代，我们所有的“事实”实际上都是以数据的形式被保存，一旦数据被玷污的担忧出现，我们对数据的信任消失，那么所谓公民之间的互信也就荡然无存。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只是特朗普遇到的新局面，而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面临的新局面——在数据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互信？
还记得前段时间的热点事件吗？
一个店主给一位取快递的女孩拍了个视频，就可以随便模仿成“她”伪造一段对话，而传播者中，对此“有图有视频”的所谓事实产生怀疑的有几个呢？甚至她的同事看到后还私信问她，是否确有其事？这个事件最后得到解决是因为她最后看到这个伪造的对话，从而东窗事发。
这还不是什么高科技手段，就是用一部手机就能完成的数据伪造，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公共形象。
那些被伪造后，一直没被发现的个人信息还有多少呢？细思极恐啊。
想想特朗普都已经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描绘成希特勒了，很多傻白甜的欧美人居然还对此深信不疑，就可见高科技一统江湖的社会，以前在科幻电影里的一些桥段，已经逐渐逼近。
特朗普是谁？特朗普是什么样？特朗普说了啥？
在赛博朋克的时代，已经不是特朗普能决定的了，而是被科技和数据所决定。
谁掌握了科技和数据，就可以打造“社会”，甚至可以改变人的自然属性。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理论框架，都需要随之改变。
当数据已经不能被现有的权利理论节制，当我们旧有的理论框架已经明显力不从心的时候，不只是言论自由，而是人类的所有自由都面临重大挑战。
我们的理论应该如何重建，才能适应人类的数据化生存的新时代呢？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答的。
我唯一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真问题，而大多数人还在伪命题上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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